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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寄歐陽舍人書》是宋代文學家曾鞏寫給其師歐陽修的一封感謝信，文章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。來述說“立言”的社會意義，闡發(fā)“文以載道”的主張，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。文章結(jié)構(gòu)謹嚴，起承轉(zhuǎn)合自然。

【原文】
　　鞏頓首再拜，舍人先生：去秋人還，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。反復觀誦，感與慚并。
　　夫銘志之著于世②，義近于史，而亦有與史異者。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，而銘者，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③，懼后世之不知，則必銘而見之④，或納于廟，或薦于墓，一也。茍其人之惡，則于銘乎何有？此其所以與史異也。其辭之作⑤，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嚴⑥。而善人喜于見傳，則勇于自立；惡人無有所紀，則以愧而懼。至于通材達識，義烈節(jié)士⑦，嘉言善狀，皆見于篇，則足為后法。警勸之道，非近乎史，其將安近？
　　及世之衰，為人之子孫者，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。故雖惡人，皆務勒銘，以夸后世。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，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，書其惡焉，則人情之所不得，于是乎銘始不實。后之作銘者當觀其人。茍托之非人，則書之非公與是，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。故千百年來，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，而傳者蓋少。其故非他，托之非人，書之非公與是故也。
　　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。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，于眾人則能辨焉。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跡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，有實大于名，有名侈于實。猶之用人，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，議之不徇？不惑不徇，則公且是矣。而其辭之不工，則世猶不傳，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。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，豈非然哉！
　　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雖或并世而有，亦或數(shù)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其傳之難如此，其遇之難又如此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，固所謂數(shù)百年而有者也。先祖之言行卓卓，幸遇而得銘，其公與是，其傳世行后無疑也。而世之學者，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，至其所可感，則往往?然不知涕之流落也，況其子孫也哉？況鞏也哉？其追?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，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。其感與報，宜若何而圖之？
　　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，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，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，其誰不愿進于門？潛遁幽抑之士，其誰不有望于世？善誰不為，而惡誰不愧以懼？為人之父祖者，孰不欲教其子孫？為人之子孫者，孰不欲寵榮其父祖？此數(shù)美者，一歸于先生。既拜賜之辱，且敢進其所以然。所諭世族之次，敢不承教而加詳焉？
　　幸甚，不宣。鞏再拜。

【注釋】
①歐陽舍人：歐陽修，當時他是中書舍人。
②先大父：指曾鞏已去世的祖父曾致堯。曾致堯在五代南唐時潔身不仕，入宋朝后，才應進士第，官司至吏部郎中。他屢次上書談論國家大事，言詞激烈，當政者很不高興，所以幾次被貶官。先：死去的。大父，祖父。銘志：指墓銘和墓志。
③功德材行志義：功勛、道德、才能、行為、志向、骨氣。
④銘：撰寫墓銘。這里用作動詞。見：顯。
⑤其辭：指墓志銘的文辭。
⑥致：表達。嚴：尊敬。
⑦義烈節(jié)士：正直剛強、堅守節(jié)操的人。
?xì：悲傷苦痛。


相關(guān)試題及答案
9．對下列語句中加點詞語的解釋，不正確的一項是【 】（3分）
A．生者得致其嚴 嚴：威嚴 B．故雖惡人，皆務勒銘 勒：刻
C．有名侈于實 侈：超過、多 D．辨之不惑，議之不徇 徇：徇私
10．下列各組語句中，全都能體現(xiàn)作者推崇道德文章的一組是【 】（3分）
①嘉言善狀，皆見于篇，則足為后法 ②故雖惡人，皆務勒銘以夸后世
③書其惡焉，則人情之所不得 ④后之作銘者，當觀其人。
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為也 ⑥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跡非
A．①②⑥ B．②③⑤ C．①④⑤ D．③④⑥
11．下列對原文有關(guān)內(nèi)容的分析和概括，不正確的一項是【 】（3分）
A．文章第一段中提及“蒙賜書”及撰“銘”，點明寫信之由；“反復觀誦”，側(cè)面寫出歐文之精彩及作者愛不釋手之情景；“感與慚并”，寫作者對歐陽修的感激與敬佩。寥寥二十余字，言簡意深。
B．作者認為銘文流傳于世，其作用接近于史書，而作為史書，則是非常嚴謹而真實的。而今銘文所以不實，則因逝者的子孫一心想要頌揚他們的先輩，往往刻意隱瞞逝者的惡行，致使撰銘者不能明察。
C．作者先論及古代撰寫墓志銘的社會意義，在于褒揚美善；進而論及今之墓銘的流弊，在論及流弊時，特別突出了撰銘人的作用，提出只有撰銘人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，才能寫出流傳后世的銘文。
D．本文借感謝歐陽修給自己祖父寫墓志銘，提出了撰寫銘志的兩字原則——“公”和“是”，闡述了“道德”“文章”之于儒者修養(yǎng)的重要性，闡發(fā)“文以載道”的主張，表達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。
12．請把文言文閱讀材料中畫線的語句翻譯成現(xiàn)代漢語。（9分）
（1）茍其人之惡，則于銘乎何有？此其所以與史異也。（3分）
（2）其故非他，托之非人，書之非公與是故也（3分）
（3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為也，豈非然哉？（3分）


答案：

9．A（嚴：尊敬）
10．C（②是說即使是惡人，也都一定要勒刻碑銘去向后世夸耀 ③是說作銘者礙于人情不能寫下死者的惡行 ⑥是說人的品行，有性情善良卻事跡不佳的）
11．B（原文說是因為受過死者子孫的請托，礙于人情無法寫下死者的惡行，于是銘志的內(nèi)容就開始不真實了。）
12．（1）如果那人行為丑惡（那是一個惡人），還有什么可以寫在碑銘上呢？（那么在銘志上有什么好寫的呢?）這正是銘志與史書不同之處（不同的原因）。（“茍”1分，“所以”1分，大意1分。
（2）其中原因沒有別的（其中沒有別的原因），托付的人不合適，撰寫的內(nèi)容不公正和不合事實的緣故。（“非人”1分，“是”1分，大意1分。）
（3）所以說，不是道德修養(yǎng)高而又擅長寫文章的人是辦不到的，難道不是如此嗎?（“畜道德”1分，“然”1分，大意1分。）

作者與背景
曾鞏（1019～1083）北宋散文家。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字子固。建昌軍南豐（今屬江西）人。嘉佑二年（1057）進士。歷任館閣校勘、集賢校理、實錄檢討官，官至中書舍人。曾鞏出自歐陽修門下，完全接受了歐陽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創(chuàng)作主張，而且比歐陽修更著重于道。因此，曾鞏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較少的一家。但曾文長于議論，他的政論文，語言質(zhì)樸，立論精辟，說理曲折盡意。如《上歐陽舍人書》、《上蔡學士書》、《贈黎安二生序》、《王平甫文集序》等都紆徐委備，近似歐陽修文。記敘文亦常多議論，如《宜黃縣縣學記》《墨池記》都于記敘中縱談古今。曾鞏亦能詩，今存詩400余首，以七絕成就較高，但為文所掩，不大受人重視。著作今傳《元豐類稿》50卷，有《四部叢刊》影元刊本。
宋仁宗慶歷四年（1042）夏，曾鞏奉父親之命，寫信請他的恩師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撰寫墓碑銘。慶歷六年秋，曾鞏收到了歐陽修寫好的《尚書戶部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》。次年，為了向歐陽修致謝曾鞏寫了此文，時年29歲。

【譯文】
　　曾鞏叩頭再次拜上，舍人先生：去年秋天，我派去的人回來，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。我反復讀誦，真是感愧交并。
　　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，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，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。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，而碑銘呢，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、才能操行出眾，志氣道義高尚的人，怕后世人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，有的置于家廟里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，其用意是一樣的。如果那是個惡人，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？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。銘文的撰寫，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，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。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，就發(fā)奮有所建樹；惡人沒有什么可記，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。至于博學多才、見識通達的人，忠義英烈、節(jié)操高尚之士，他們的美善言行，都能一一表現(xiàn)在碑銘里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。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，不與史傳相近，那么又與什么相近呢！
　　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，為人子孫的，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。所以即使是惡人，都一定要立碑刻銘，用來向后人夸耀。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，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，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，就人情上過不去，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(xiàn)不實之辭。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，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。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，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，不正確，就不能流行于世，傳之后代 曾鞏讀書巖
。所以千百年來，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
銘，但流傳于世的很少。這里沒有別的原因，正是請托了不適當?shù)娜耍�撰寫的銘文不公正、不正確的緣故。
　　照這樣說來，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？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，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。而人們的品行，有內(nèi)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，有內(nèi)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，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，有實際大于名望的，有名過其實的。好比用人，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，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？能不受迷惑，不徇私情，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。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，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，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。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，難道不是如此嗎？
　　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，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(xiàn)，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。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；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。象先生的道德文章，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。我先祖的言行高尚，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，它將流傳當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。世上的學者，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，看到感人之處，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，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？又何況是我曾鞏呢？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后世的原因，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于我家祖孫三代。這感激與報答之情，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？
　　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識淺薄、才能庸陋的人，先生還提拔鼓勵我，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，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，那么世上那些俊偉豪杰、世不經(jīng)見之士，他們誰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門下？那些潛居山林、窮居退隱之士，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于世？好事誰不想做，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？當父親、祖父的，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？做子孫的，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？這種種美德，應當全歸于先生。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，并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。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，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？
　　榮幸之至，書不盡懷，曾鞏再拜上。

賞析：

第一段，文章內(nèi)容結(jié)構(gòu)上的“起”，敘寫信之由。“去秋人還”，“人還”猶如說“墓志銘收到了”，交代之意，“蒙賜書”及撰“銘”，點明寫信之由，“反復觀誦”，側(cè)面寫出歐文之精采，及作者愛不釋手的情景，“感與慚井”，寫作者對歐陽修的感激與敬佩口慚，弓l申為自愧弗如之意，顯示著敬佩之情。起首賽事二十余字，共四層意思，簡潔精當，意蘊深長。
第二段，文章內(nèi)容之“承”。本段承上文“撰銘之謝”展開，敘及撰寫墓志銘的愈義。作者在段首即概括了本段論點：“銘志之著于世，義近于史。”以史作臂，把銘志的憊義淺顯地表達出來。然后，比較銘、史之異同。先言其異：史，實錄善惡之行；銘，只書美善之德，有褒揚美善之義，故人惡則無銘志之撰；此其異。次言銘、史之同：社會作用相同，即替惡勸善的作用相同。“勸”，“勉勵”之意。銘志，對好人是一種鼓勵，美德得到彭顯，流芳后世，死而無憾，活著的人，可以憑借銘志申達敬意，因此，銘志之撰，使好人，“勇于自立”；銘志，對壞人是二種警誡，一想起死后無善可述，就又愧又怕。這一段以史為臂，借助銘、史對比展開文章，深刻地闡述了銘志的“替勸之道”。
三、四自然段，文章內(nèi)容結(jié)構(gòu)之“轉(zhuǎn)”。前一部分寫的是“古墓銘之美義”；這一部分，寫“今墓銘之惡弊”及糾除弊害的條件。由美而及于惡，由古而及于今，內(nèi)容是為一“轉(zhuǎn)”，這一“轉(zhuǎn)”，其實正是內(nèi)容的又一縱深發(fā)展。
第三段，談今銘“二弊”。首先指出：今銘之惡弊是“不實”。文章從兩個方面剖析了銘不得實的原因：一方面是請銘的人，一心要美譽顯揚他們的親長。于是就不根據(jù)事理本來面目撰銘，所以惡人也可以憑虛美夸粗于后世，另一方面是“立言者”，即撰銘之人，受人請托，倘寫惡德，則有悖于人情，所以不得不為溢美之謚。其次，指出今銘之惡弊是“傳者蓋少”，能傳世的銘志很少。上至公卿，下至里巷之十，大家“莫不有銘”，鮮有流傳者于世是何原因，作者一語破的：“托之非人，一修之非公與是”，撰寫墓志銘的人，倘非正直有德之人，撰文亦不公止與正確，一派奉承阿談之詞，就不能行世而傳后了。盡管今銘之惡弊，產(chǎn)生有“請托者”和“立言者”兩方面的原因，但作者從文學家的角度剖析問題，還是重在立言者的責任方面，因此，在文字上，本段就立言者的論述，貫穿全段；而請托者只是數(shù)語帶過：這種有詳有略的文字處理，也使“立言者”的論題更加突出。
第四段，承上段“立言者”的論述，這一段特別強調(diào):立言者的素質(zhì)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。作者提出：“立言者”必須是“畜道德而能文章者”。即是說，立言者一方面要有很高尚的道德修養(yǎng)；一方面，又要很有文采，擅寫文章，第三段曾談及今銘二弊：一是“不實”；一是“不傳”。第四段針對“不實”之弊，提出“畜道德”；針對“不傳”之弊，提出“能文章”；環(huán)環(huán)相扣，論述層次嚴謹、周密。作者在此段先總提出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的論點。然后再按順序分說“畜道德”與“能文章”。
“畜道德”，言道德修養(yǎng)對于文章識見的影響：一是，德者必不肯受托于惡人行滋美、虛美之撰；二是道德的修養(yǎng)能帶助人區(qū)分現(xiàn)象與本質(zhì)的復雜表現(xiàn)：社會上，有內(nèi)心善良而行為卻有不端之嫌者；有內(nèi)心奸詐。外表卻具善良之象者，有其行髻惡懸而難決者；有實大于名者；有名大于實者。事物如此紛紜復雜，唯有德之上才能具有德之識，獨具慧眼，看透本質(zhì)，不為表像迷惑。做出正確判斷。唯有德之士，才能公正不阿。不殉私情。他們筆下的銘文，才具備“公與是”的標準。
論及“能文章”，曾鞏認為，辭采不美，文章不會流傳于世，只有“文章兼勝”才行二勝，佳妙之謂，“兼勝”，這是文章流傳的條件。最后，又總說：“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為也。”作了小結(jié)。
這一小段敘述層次是：先總說——次分說——再總說，條理清楚，結(jié)構(gòu)嚴謹。
第五、六兩段，文章內(nèi)容結(jié)構(gòu)之“合”。從“立言者”之論，歸結(jié)至于歐陽舍人之身，盛譽歐陽修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之賢，深謝歐陽修賜銘之德。曾鞏撰此文時，這兩段未始不是文章的“重頭”部分，作為感謝信，作者的感激與頌揚，正是文章的重點，所以文字筆墨也用了許多。但從鑒賞角度看，倒是前幾段更重要。曾鞏意在寫一封感謝信；而如今曾鞏的“墓志銘論”或“立言論”成了重點，因此，后兩段簡單介紹：一是曾鞏盛譽歐陽修“蓄道德”的問題：歐陽修由于一貫堅決支持慶歷新政，且文章鋒芒畢露，如《朋黨論》、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》，遂深為保守派嫉恨，制造事端。京城流言四起，諫官錢明逸據(jù)此彈勸歐陽修。指責他與甥女關(guān)系暖昧。《宋史·歐陽修傳》載：“邪黨益忌修，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，左遷知制誥、知滁州。”歐陽修身披污名，百口莫辯，曾鞏在《上歐蔡書》中，仗義執(zhí)言：“乘女子之隙，造非常之謗，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。不顧四方人議論，不畏夭地鬼神之臨己，公然欺誣，駭天下之耳目。”曾鞏為此可以說是激憤到極點了，至于“廢食與寢”。在這種背景下，曾鞏特別推重歐陽修的道德之賢，認為歐陽修是“數(shù)百年而有”的德才兼具之士，這應視為是深有意味的，也是對流言的一種反擊。
另外，曾鞏盛譽歐陽修之“道德文章”，是“數(shù)百年而有者”，說的也是實話，蘇軾在《六一居士集序》中說：“歐陽子，今之韓愈也。”韓、歐分別為唐宋兩代文學運動的領袖，推動了兩代古文運動的發(fā)展，并給后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。說歐陽修是中國文壇上“數(shù)百年而有者”。確實是句實在話，決不能視為一種吹捧。
這篇文章最大的特點行文曲折。此文作為一封感謝信，起首并不言謝字，而是紆回曲折，慢慢道來。先論及古代撰寫墓志銘的社會意義，在于褒揚美善；進而論及今之墓銘的流弊，即“不實”、“不傳”；在論及流弊時，特別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，提出只有立言人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，才能格守“公”與“是”的原則，才能“文章兼勝好，從而傳世；既而，又言“畜道德而能文章”者，世代罕有，文章至此才推出歐陽修來，盛譽歐陽修是“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，是韶所謂數(shù)百年而有者”，并深致謝意，這才說到了感謝信的正題。文章由遠及近，從古及今，由慮及實，從泛論而及于歐陽修之身。曲徑通幽，層層遞進，正是這種“紆徐”之筆，把作者的感謝與敬佩，表達得酣暢淋漓。
本文來自：逍遙右腦記憶 http://www.xiqigame.cn/shiju/994855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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